近日，华南理工大学零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善仕受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南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邀请，在线作题为＂零工平台创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思考＂的专题报告，讲座吸引了近3000人学界和企业界听众。会议由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田莉副院长主持，以下就刘教授本次报告中的核心观点和思想概述进行简要总结。

  刘善仕教授的报告精彩纷呈、内容详实、思想深邃。报告中，刘教授首先就新零工在国内的理论与实践进展进行了全面且细致地阐述，随后通过引入领域内颇为典型的三大平台企业案例，详细地理解阅读了新零工平台的商业模式与价值创造机制。以下就刘教授本次报告中的核心观点和思想概述进行简要总结。

  新零工意指依托网络站点平台就业的劳动者，他（她）们通常没有固定的雇主，上班时间与地点较不固定，常以计件或计时方式来获取报酬。近年来，新零工人群发展迅速，数量巨大，据相关研究显示，到2036年零工总人数将达到4亿人，约占就业人口的一半。为什么新零工发展如此迅猛，其背后的助推因素是什么？刘教授认为导致此现状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产权激励的变化，即工作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最大限度让渡。在传统组织里，工作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基本上掌握在企业手中，而在新零工经济下，企业最大限度地让渡工作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进而更好地激发了工作者的就业创业积极性。

  新零工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得益于在线双边零工平台的不断演进。零工平台又分为众包和按需服务平台，其中，众包适用于对知识需求较大的产业，而按需服务平台则主要集中于基础技能型服务业。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零工平台普遍由顾客、工作者和专业公司三方组成，由于文化成本、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零工平台的用工通常与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作，虽然增加了交易成本，但某些特定的程度提高了用工管理的有效性。零工平台的商业模式，是通过算法技术将劳动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进行快速匹配，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促使许多闲置劳动力资源产生价值。通过在线化、互联化与智能化数字行为消除双边市场网络效应激发面临的网络规模、结构和关系三方面的瓶颈约束。

  对于零工平台的竞争力从何而来的问题，刘教授认为零工平台的核心能力不一定是数字化资源，而是来自于平台处理数字化资源的能力及驱动这些数字化资源之间互动、协同和整合而形成的动态能力。平台算法究竟是一种组织技术，还是生产技术？在刘教授看来，是一种组织技术；零工跟其他的数字化资源不同，它是一种可以激发的资源，其潜力可以放大，因此，进行组织化就显得格外重要。零工平台是完全竞争的，还是不完全竞争的？主流观点认为是不完全竞争的。刘教授以美团的S2B2C模型为例，概括了大零工（生态）平台的核心竞争能力，强调当一个平台形成后，合作者与平台之间的依赖性关系。

  零工平台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生产平台，而是通过多边协同形成的一个多边价值创造的平台。在我国，零工经济发展面临一定挑战，零工平台是一个简单的生产任务平台，还是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实现员工和顾客的双赢？对此，刘教授从现有文献中对零工经济中存在的两种技能生产体制—技能的拆解模式和连续模式角度进行了回应。以连续模式为例，该模式要求“人机协同”，自由职业者通过与机器运行保持同步来完成任务，因此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积累经验以适应机器的更新选代。虽然现有文献认为未来的零工平台应该朝连续的模式发展，这样才不会使得社会或劳动力者的技能出现下降或者贬值的倾向，刘教授也以“猪八戒”企业为例，说明了要想实现这种模式可能面临的困境。在协同价值创造方面，刘教授认为大的零工平台生态系统通过用工提供方和需求方的协同完成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不仅取决于显性激励，同时也取决于精神层面的隐性激励；除了从交易中获得收入提成之外，增值服务的收入、广告收入等都应被纳入协同价值的创造模式中。

  刘教授及研究团队借助 Kuhn & Maleki（2017）的分类框架，以平台对零工的控制度和零工对平台的依赖性两个维度，将用工模式划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平台控制度高、零工对平台依赖性也高的“APP劳动者”类属，比如，专职外卖配送、即时配送、共享出行、快递等，平台通过APP对其进行控制；第二类是平台控制度高、零工对平台的依赖性较低的“兼职按需劳动者”类属，在这种类属中，零工通过平台获得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较小，比如，兼职或跨平台的外卖配送、即时配送、共享出行、快递等；第三类是零工对平台的依附性高，但平台对零工的控制度较低的“众包劳动者”类属，比如程序开发、自由设计师、主播等职业；第四类是零工对平台依赖性低、平台控制度也低的“自由劳动者”类属，例如自由职业文案、自由摄影师、个体户以及独立咨询顾问等自由职业者。对于哪类用工属于新型用工关系，刘教授团队提出以下衡量标准：一是零工有没有自主的定价权；二是平台对零工服务的监督和控制的程度；三是零工对平台的依附度。刘教授及团队对新型用工关系的定义以及对这类人员的权益保障等研究成果，受到社会广泛重视，并被采纳到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出台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粤人社规[2022]14号）中。

  零工平台的治理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规范的控制，一类是理性的控制，其中，理性控制又分为官僚控制和技术控制。在零工平台的治理中，如何保持算法的人性温度，一直以来饱受争议。在有关该话题的讨论中，刘教授推荐了由哈佛大学社会学系青年学者Lei (2021)在《美国社会评论》发表的文章，该文章比较了美团以及饿了么的专送和众包平台的算法治理，分析细致且透彻，建议参会者认真研读。此外，围绕组织认同、组织文化、组织协同以及第三方的作用等展开的有关研究也同样值得关注。针对国内相关领域的前沿探索，刘教授首先推荐了由韩炜、杨俊和胡新华学者所著的《平台企业如何通过价值治理来实现参与者协同？ —基于“动机—行为—结果”框架的案例研究》一文。这篇文章从动机理论出发建构模型，强调合作性动机的重要性，其研究思想与刘教授及团队的观点不谋而合。此外，刘教授也进一步介绍了团队在2022年《管理世界》第二期发表的《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理论探索与研究展望》一文，并从算法管理的运作机制、数字零工对算法管理的认知体验与应对策略、算法管理对数字零工平台的影响三方面对该研究进行了概述。

  在工作者的维度划分中，刘教授首先介绍了以在场/离场和高技能/低技能为维度，将工作者分为高技能在场、高技能离场、低技能在场和低技能离场四大工作者类型的划分方式。在此基础上，刘教授进一步指出实务界需要格外关注的几个问题，并在操作层面上给予了非常多的宝贵意见，譬如，是否应该将所有的零工都视为平台工作者；如何以即时需要和拆分化的角度确定零工工作的平台化；如何通过赋予控制权和调整就业政策的形式加强对工作者的黏性；如何以技术-社会系统看待工作者是否需要组织支持？以及怎样看待影响数字化零工发展的4个关键问题：议价能力、身份认定、去中介化、能力更新。

  零工创业是一个范畴较大的话题。刘教授通过对BOP（金字塔底端，指规模大的大众群体）创业和零工创业过程的描述生动刻画了零工创业者的特殊创业状态及表现。刘教授及团队在此领域重点聚焦于低技能，或者说没有基础技能群体的创业，这类群体的创业最典型的特点是没有所谓的关系，也没有所谓的资源。通过研究一些大型医院的黑护工，刘教授及团队发现了两极分化现象的存在，并进一步揭示出其背后的原因，特别指出资本的地域属性特征，例如对于那些收入高的（护工）而言，她（他）们既不靠社会资本，也没有人脉，但是口碑对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然而这种资本通常是具有地域属性的，当她（他）们离开了某一地域，这些资本也会相应消失。因此，从这一点看来，这类创业跟一般创业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也因为群体的特殊性值得社会广泛关注。

  在这部分内容中，关于订单价格的确定是一个热点话题。订单价格通常有平台自主报价、顾客出价和零工出价等方式。订单价格减去平台的抽成就是零工的收入，每单收入乘以接单数量，即是零工的总收入。对于接单数量的确定，很多平台的做法是与客户评价捆绑在一起，依据算法得出，如果零工的服务评价得分高，今后其获得推单的机会就会增多，也会得到更多“优质”订单。在这一领域，刘教授及团队目前更多聚焦于对声誉和排名系统数据进行的研究。对于国内外涉及算法公平的实践做法差异，刘教授也给予了细致地讲解。

  案例分享环节，刘教授重点介绍了团队针对到家安装平台和到家维修平台展开的多案例研究，案例样本包括安装平台的“万师傅”，家电维修平台的“快可立”，以及智能设备的售后服务平台的“平云小匠”。案例详解过程中，刘教授从目标顾客、订单类型、行业及地区覆盖率、服务体系、售后团队、优劣势方面对比了三家零工平台企业的独特定位，通过对三家企业特殊转型历程和业务场景的介绍，为零工平台企业的互联网化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建议，在此期间，刘教授也广泛呼吁相关互联网模式的零工平台都应避免“柠檬市场”的出现。对于如何提高平台的客户粘性，刘教授认为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提高顾客付费意愿？二是如何降低师傅（零工）出售的意愿？前者靠单价和规模可能会寻求到最优解；后者可以参考加强零工自我经营、增强零工身份认同感以及提高平台包容性的策略。最后，刘教授以在线零工平台的价值杠杆作为报告总结，全面归纳了发挥好“顾客支付意愿的价值杠杆”以及“师傅出售意愿杠杆”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南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张玉利教授阐述了本次工作坊主体的由来，特别推介了华南理工大学刘善仕教授以及南开大学的田莉教授在各自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与突出贡献，对刘善仕教授所擅长的零工经济研究与田莉教授当下所关注的员工流动研究进行详细介绍，并强调就业和创业两个领域在当前时代下的相互融合与转换关系，而这也为本次讲座带来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视角。

  报告结束后，刘善仕教授与田莉教授一起，针对参会者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回答。与会者提出的问题及其相关讨论主要有：

  提问1（年鹏翔-江西财经大学）：相较于美团、滴滴等，短视频平台是否可能会涌现出更多的零工创业者（在平台收入不足以支撑“就业-维持基本所需”的情况下，“就业者”少是否会使得“创业者”显得更加突出，以至于呈现出短视频平台似乎能促进更多“创业者”产生的现象）

  刘善仕：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清华研究报告发现在平台从业者中，边缘地区的人数比较多，例如来自三四线城市的人，这也反映了平台可能确实会帮助这些人就业。至于从就业到创业其实还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就是说这涉及到如何定义创业的问题，有时候这个边界会比较模糊，很多人（平台上的就业者）是先用平台来做个过渡，探索一下，看看流量的情况是怎样的，然后再去考虑是否去创业。

  提问2（田莉）：我也想借此机会与刘老师进一步探讨一下，在以往关于独立新创企业或者个体创业的研究里面，特别强调关于创业机会的问题。在这样的平台上判断个体是就业还是创业，是不是要看机会是个体去市场里开发得来的，还是平台给予的？因为创业研究里特别强调机会，这也是创业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起源点。不知道刘老师对此如何考虑？

  刘善仕：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认为新零工平台可能会改变个人创业方式，很多跨平台、跨项目工作机会的出现改变了以往靠机会驱动的传统创业方式。以前的零工是需要去找机会、找生意的，而现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已经被平台解决了，剩下留给新零工的就是注意力分配的问题，他（她）们可以去很多平台上接业务。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现象比喻成已有文献里提到的“一人公司”，就是一个人加一个APP，这个APP里有很多个平台，新零工的工作方式从原来的串联式变成了现在的并联式（或者叫截面式），他（她）们只需要在不同的项目选择中进行时间的分配组合就可以。所以未来依托平台进行的创业，可能就不再需要去管生意了，不用去找机会，机会不再是问题。这可能是未来的一种模式。

  提问3（支嘉铭）：对于低技能的零工工作者（如骑手、快递员）驱动他们持续为平台服务的原因是什么呢？

  刘善仕：关于零工动机有很多研究，低技能零工工作者要注意依赖性，要注意员工对平台的依赖性。骑手被困在系统里，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选择（从事这份工作）？可能传统的劳动控制理论不能去解释这个话题，所以现在有很多学者对劳动控制论去做改进，把依赖性扩展到工作和生活里，变成了一个社会学的话题，比如把其与劳动者为生活所迫联系在一起。而我们不去讨论这个话题的原因是我们作为学者对骑手真实的生活状态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在跟骑手聊的时候，他们对这些话题不太关注，他们更关注的是怎么赚更多的钱。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能让零工平台能够创业成功，能够给这些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接到更多的单，或者是更好地去协同这些数字资源，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事。

  提问4（宋依纯）：能否用博弈论去分析零工经济劳动者和零工平台的行为？如果可以的话，零工劳动者的策略，我选择用“进入”和“退出”描述，您觉得是否合适？零工平台的策略选择我一直无法确定，我想了一些如“强控制”“弱控制”“强激励”和“弱激励”，但都觉得不太合适。感觉平台行为太多样了，不知道怎么描述是最恰当的。所以想请教您，您认为用什么术语去描述平台的策略选择比较合适呢？或者是不是原本就不能用简单的博弈模型去进行研究，这个研究就是无法进行的。

  刘善仕：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需要一些宏观的理论来指导，博弈论可能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化。实际上在这个过程机制里，如果用双方或三方的博弈来分析是很难去建立模型的。目前我们通过案例研究、通过实地访谈，然后对不同主体的价值诉求进行分析，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协同和整合可能会找出一些策略性的东西。我个人认为顾客也好、师傅也好，他们都是鲜活的个体，他（她）们除了有经济上的考虑，还有心理上的感受，这些主观的东西可能无法用博弈论来解释，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扎扎实实做一些质性分析会比较好。

  田莉：我觉得刘老师给的建议非常有可操作性，可能从质化研究去深入了解，进而才能去辨认出这种抽象的博弈策略模型，然后再去推进相关的研究。

  提问5（王珏超）：现阶段零工平台的算法公平主要集中在“控制算法”方面，不知道是否可以分享下聚焦在“推荐匹配算法”的算法公平问题？另外，现阶段很多学者希望通过“算法透明化”减少算法对零工的不公平，但实际上提高算法透明性是否会导致零工（特别是劳动密集平台）认知超载，反而适得其反？

  刘善仕：现在有关算法公平的研究比较丰富，推荐匹配（研究）做的确实比较少，我可以推荐一些国外的实践，国外主流实践认为推荐匹配是有失公平的，比如关于客户评价，国外认为顾客的评价是主观的，不能把这些评价和工作者接单或业务激励相挂钩，现在国内也逐渐开始接受这种观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些调查、取证的问题比较复杂。关于算法透明会导致认知超载这一个话题我们目前研究的不多，不过我认为首先可以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算法透明要不要进一步分类，要思考让哪些信息透明，让哪些信息不透明，这样考虑的话可能的确存在引起认知超载的可能性。

  提问6（杜俊贤-常州大学）：请问低技能的零工工作者大量从事与顾客直接接触的服务工作（如滴滴打车）是否可能会导致服务质量不佳亦或者是前段时间频发的顾客权益受到侵害问题？如果有的话，怎样有效提高创业者素质和服务质量，哪些主体应该负责解决这些问题呢？

  刘善仕：从更大范围上讲，我们现在这个零工也是一种非典型用工，在国外的非典型用工是不能从事一些危险岗位的，或者说危险度比较高的岗位，比如机场的地勤人员，这是国外的做法，就是一定得用正式的员工。刚才提到的低技能人员大量都从事接触顾客的这类工作，这个在国内是可行的。然后你提到怎么去维护客户的权益问题？我认为现在平台也考虑到了零工提供的服务质量不高，或者说会给顾客带来危险性的可能，所以会在保险方面比较重视，比如雇主险什么的，都会设置。平台会采取一些法律措施、通过保险的方式来规避这些问题。如果是针对工作者，那可能会购买工伤险，如果涉及到入户的情况，可能会还会购买财产险等等。总之，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可能就需要以司法的程序来处理，按照用工链条里的赔偿能力来决定，如果第三方没有能力赔偿，那就会涉及到让平台来赔偿的问题。

  刘善仕：政府主导的，一般都和民生工程有关，比如在广东保姆和护工类的平台会受到政府的扶持。我个人不太主张政府过多的在零工市场中发挥太大的作用，市场应该由其自身来规范、调节，当然政府可以进行引导。我认为市场化水平比较高的阶段一定是平台化的，未来也可能会出现类似日本的S2B2C的生态性平台模式，也就是一个大的平台会带动周边的很多配套形成一个生态，在市场中占有非常高的份量。这也是我们希冀看到的，因为这种平台才能保证质量、保证良性的发展。在国内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地方在做人力资源的服务产业，做的比较好，比如上海，他们成功的经验就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型的。

  提问8（沧海轻舟）：平台该如何帮助零工工作者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有哪些措施能够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呢？（创业意愿、自我品牌管理等）

  刘善仕：这样的一个问题也问的非常好，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万师傅”的公众号浏览一下，他们拍了很多有关师傅个人事迹的短视频。我刚才也讲了企业家或者平台一定要有情怀、有理念。斯坦福大学的马奇教授认为人或者领导者有两个导向，一个是功利（交易）导向，另外一个是身份导向。“万师傅”就有这种身份导向，他们认为怎么样让师傅意识到他们自己是有用的、受尊重的、有价值的是很重要的事。第二，平台还要有平等共享的理念，要意识到师傅和顾客是平等的，现在很多平台是通过挤压师傅来取悦顾客，认为顾客投诉都是有理的，挨板子的都是老员工，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认为就缺乏平等共享的理念。企业家或平台一定要让员工感觉他（她）们是可以自主选择的，是能自己来定价的，接不接（任务）是能自己说了算的。第三，平台的包容性也很重要。要让他们（员工）有参与的机会，让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会受到歧视，任何一个人都站得直，都能够自我经营、自我管理，这些都是一个培育的过程。

  提问9（陈龙）：您觉得酒店灵活用工平台的发展前途如何，目前的发展现状区域性显而易见，有没有全行业推广的可能性呢？

  刘善仕：酒店灵活用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领域，很多地方也在做这一块，但是这个赛道的规模可能相对来讲会小一些，做一个中小型的平台应该是没问题的。

  提问10（经管郑雄）：请问您怎么样看待平台企业做大之后，作为生态位中的优势方对零工劳动者供需双方的垄断及其治理问题？

  刘善仕：平台做大以后，优势方垄断人力资源，我觉得这位提问者是非常了解实践情形的，现在很多企业都抱怨招不到人。招不到工人，不知道工人去哪了，其实正如这位老师的回答，就是被第三方垄断了。现在很多第三方跟资本裹挟在一起，在上游，在就业人员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垄断了。所以现在很多下游企业用工招不到人，将来有几率发生的问题是用工会越来越贵。

  问题11（不惑）：快递员（如中申通）在技能与区域框架内属于哪个分类？多数研究对在线劳动平台，用工平台中的快递员分类较少。除平台控制强度和个体依附程度外，如何对中通申通极速等快递员进行分类更合适？

  刘善仕：快递还不能简单地说，我觉得快递大多数都属于雇佣关系，因为是固定的，唯一有一个就是顺丰同城，他们现在也在用众包的模式，所以如果是全职的情况，这种类型可能就属于框架中的第三类—众包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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